近年租金上漲得很厲害，商舖租金尤甚，如領匯（823）及其他旺區加租可以達一倍以上。住宅也漲得很兇，不要說整個住宅單位出租，港島有些旺區劏房已過萬元月租。商舖租金也帶動飲食業不停加價。租金上漲已嚴重影響市民衣食住行，有社會人士認為是時候重提「租金管制」。
昔日的租金管制
「租金管制」在回歸前數十年也有實施，惟主要重點討論在住宅，商舖鮮有提及。
1973年，香港再實施租金管制，規定私人住宅單位的兩年加租不可多於市值九成，或加租幅度不應超過30%。此外，若租客在續約時願意繳交市值租金，業主須同意續租等。至1998年，房屋局以對舊樓業主不公及長期扭曲市場為理由，立法會通過廢除動議。
商舖方面，港府分別在1921及1945年兩次大戰後，因難民潮湧入至租金騰貴，而制定「租金條例」限制商住租金升幅比率，並成立租務審裁署去處理租金糾紛及定義何謂公平租金等，至1982年才停止運作。
反對者認為使用立法租管去干預市場，是等同由「自由經濟」走向「社會主義」，因為價格是由市場供求而定，即市民負擔不起便不會願意或不能支付過貴的租金，租價自然會回落至市場可負擔的合理水平；如租金急漲下仍有人去承租，反映市場是有承接力。假若運用法例去干預是不恰當，被認為有違資本主義的自由貿易精神。
反對租管的理據
另外，施永青先生在年初也提及過，我們應該具備保護私有產權的概念，即業主對私產有選擇租客及制訂租金的權利。香港資本主義社會一向以「自利」為進步的動力，管制租金是顧及「集體利益」，慣以「市場機制」運作的香港未必能適應。
最後，施先生也提及「租管」另外兩個弊端：首先因為業主失卻更換租客及制定租金自主權，買樓收租的人少了，租賃市場流動性必然減少，當未租到樓的人必然更難租樓及更少選擇；此外因為業主租金收入受制於租管，一定會不花錢去維修，租客居住環境必然愈來愈差。所以解決租金上漲問題應從供應着手，而非用租管去管制。
租管影響市場經濟？
首先，筆者並不同意租管是干預自由經濟，原因是回歸前我們也是奉行資本主義社會，那更並被認為是香港擁有最自由經濟的時候，但租金管制仍然存在，只不過是一些舊樓租金完全脫節，加上當時沒考慮有大量境外投資者來港買樓推高樓價，98年時董建華推行的「八萬五」政策原意也想用大量供應解決租金問題，但在今時已不適用了。
再者，筆者認為最低工資保障影響自由經濟，較租管更大，因為這是影響就業中的全民，包括老闆們，所以租管干預自由經濟說法是過慮的。
筆者曾在這專欄提及「大市場，小政府」的做法是需要適時微調，政府的責任是用政策去制衡市場出現不公平甚至畸形的情況。當市場出現失衡，任何奉資本主義的政府都行應干預而非坐視不理。租金暴漲跟市民收入脫節是一個現實，更何況政府建議增加供應土地方法都被民粹反對，起樓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做的事，要短時間製做大量供應談何容易？
是否要將回歸前那套租管模式完全應用在今？筆者認為可加以微調。以往是規定於市值九成也像太苛刻，假設我們使用「應課差餉租值」，這是滯後數據，即沒考慮最新的通脹及其他風險因素，新租金限制實質最後一定低於市值九成，所以筆者認為可參考差餉租值（市值）再加一個百分比，如5%或10%等。
微調的租金管制
至於兩年30%規定，百分比是可以研究的，另外也容許一些多於兩年的長租約有按比例不同的加幅，以示公平。
為令到業主有選擇租客的權利，可以考慮用補償方法，即使租客履行所有規定，如業主願意支付三至六個月租金便可完約後中止租約，由業主決定是否與現時租客續租。
一直有很多統計指出香港基層市民支付租金佔家庭月入過高比重，上星期政府制定「貧窮線」並有計劃幫助基層市民。最實際解決方法當然是多建公屋，提高收入上限，以令更多N無人士上樓。但現時租金暴漲失控至他們不能負擔之水平，此外商舖加租以幾何級數已令很多小商家無法經營，加速大集團壟斷市場，直接影響香港市民生活質素，所以再次實施租金管制是刻不容緩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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